英格蘭簡史 Saxon Dawn　撒克遜的黎明(410—600)

英格蘭簡史 Saxon Dawn　撒克遜的黎明(410—600)

公元410年，腹背受敵的羅馬皇帝霍諾里烏斯（Honorius）派人向 不列顛尼亞省注1的羅馬殖民者送去一封信。這些殖民者此時已經(jīng)失去了羅馬軍隊的保護。這些軍隊為了保衛(wèi)羅馬帝國在過去半個世紀內被迫撤出不列顛尼亞省，于是殖民者寫信懇請羅馬方面派援兵對抗撒克遜人來自北海方向的進攻。但羅馬皇帝此時正被西哥特人（Visigoths）包圍，因此一塊遠離已知世界的偏遠殖民地并沒有多大戰(zhàn)略意義。地中海興盛千年的文明正在走向衰落。自顧不暇的霍諾里烏斯便寫信建議這些殖民者“采取措施保衛(wèi)自己”。

在不列顛群島，公元5至6世紀是極其黑暗的時期。鐵器時代的凱爾特人，即所謂的古不列顛人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間從歐洲大陸遷移而來，在公元3世紀時與羅馬侵略者通婚。但后來羅馬軍隊的撤退使他們毫無自我防衛(wèi)或保護己方別墅、寺廟和戲院等羅馬遺產(chǎn)的能力。他們曾請求羅馬方面派兵打擊這些襲擊者，在遭到羅馬方面的拒絕后，對這些侵略者更是毫無反抗之力。

日耳曼族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強行在不列顛群島東海岸定居下來，英格蘭由此而生。

圖中是薩?？丝に_頓胡（Sutton Hoo）古跡發(fā)現(xiàn)的武士頭盔，現(xiàn)藏于大英博物館。

這些新的侵略者從哪里來？探尋“英格蘭誕生”問題的歷史學家很快就陷入了爭議。關于不列顛群島東半部此時發(fā)生了什么，存在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認為，向南朝法國進發(fā)的日耳曼部落遭到了克洛維斯國王領導下的法蘭克人的阻擊，只好從北海繞道，來到不列顛群島。他們的侵略之舉，也許還得到了已在大不列顛居留的羅馬雇傭兵的協(xié)助，這在本質上是種族滅絕。他們殘殺或徹底征服了英格蘭東部的土著不列顛部落，譬如愛西尼人（Iceni）和特里諾凡帝人（Trinovantes），并抹殺了這些部落的文化。這種論點得到了少數(shù)當時幸免于難的目擊者的支持。同時代的唯一資料來源于6世紀的一名威爾士（或西國）僧侶，名叫吉爾達斯（Gildas）。他用生動的語言記述了當時的侵略慘狀：“毫無虔誠之心的人……在著火之后并未停止，直到幾乎整個島嶼陷入火海，大火伸著野蠻而血紅的舌頭在西部海岸肆虐”。他引述了5世紀一份名為《不列顛的呻吟》（theGroan of the British）的文件里的話，這份文件描述了失去羅馬保護后的古不列顛人的慘狀：“野蠻人把我們趕往海邊，可海水又迫使我們回到野蠻人那邊。”7世紀后期，有“英國歷史之父”之稱的比德（Venerable Bede，540—604）在其著作《英吉利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一書中對上述種族滅絕的論點表示認可。他在書中提到了盎格魯人的大肆侵略行為，這些盎格魯人甚至拋棄了自己的日耳曼聚居地。在此之前的不列顛文化幾乎全部被摧毀，古不列顛語言（即布立吞語言）和羅馬基督教就這樣在不列顛群島上消失了。而未被大火夷為平地的所謂的羅馬—大不列顛別墅和城鎮(zhèn)也走向衰敗。

另一種說法認為，當時不列顛并沒有遭到外來侵略，而是內部擴張。此時日耳曼人和比利時人早就在大不列顛東部地區(qū)定居，他們經(jīng)常同北海沿岸的人進行貿(mào)易，有時也向后者發(fā)動攻擊。最新考古學DNA研究證實了不列顛群島附近海域是通航“領域”的觀點，而內陸則形成了一個較為牢固的屏障。因此羅馬撤退時期的大不列顛群島文化被一分為二，一個是日耳曼部落居住數(shù)百年之久的北海海岸，另一個是語言和文化方面屬于凱爾特式的愛爾蘭海和大西洋海岸。這種說法認為當時英格蘭東部的“古不列顛人”或凱爾特人寥寥無幾，因此也沒有什么好鏟除的。這解釋了少量布立吞語（Brythonic Language）痕跡和地名存在的原因，但卻不能解釋海外侵略和凱爾特人狂熱信仰唯一上帝等說法。

對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論點，恐怕只有一種結論可以說得通，那就是兩種說法各自有其正確的內容。羅馬人離開后，日耳曼定居者才一波波到來，加入到了原有的日耳曼定居者中。

不管怎樣，很明顯，在5至6世紀期間，一個在語言和社會方面與歐洲大陸一脈相承的部族勢不可當?shù)卦竭^羅馬不列顛尼亞省，朝西進發(fā)，土著不列顛人無力還擊。比德認為，這場西進運動的參與者有朱特人（Jutes）、弗里斯人（Frisians）、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Saeson、Sassenach和Sawsnek分別是古威爾士語、蓋爾語和康沃爾語中對英格蘭人的稱謂。大約公元450年，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薩（Horsa）兄弟領導下的朱特人來到肯特，勢力擴展到懷特島（Isle of Wight），他們曾被羅馬—不列顛統(tǒng)治者沃蒂根（Vortigern）聘為雇傭兵。與此同時，來自德國最北邊與丹麥毗鄰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角度”（angle）的盎格魯人也到達，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東盎格里亞，并最終命名了英格蘭。來自德國北部的撒克遜人在南海岸定居下來，足跡遍布泰晤士河流域，形成了現(xiàn)今稱為埃塞克斯（Essex，意即東撒克遜）、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韋塞克斯（Wessex）和蘇塞克斯（Sussex）的疆土。這些人被稱為撒克遜人，他們的語言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語。認為侵略發(fā)生的學者堅稱異教徒的撒克遜人抹去了羅馬基督教的一切痕跡。相比之下，此時的威爾士人正在經(jīng)歷“圣徒輩出”的基督教時代。許多威爾士教堂都是6世紀，甚至是5世紀建立的，大不列顛最古老的大教堂位于威爾士班格爾（Bangor），是戴尼奧爾（Deiniol）于525年創(chuàng)辦的。幾乎在同一時間，圣派特羅克（St Petroc）在英格蘭的康沃爾郡（Cornwall）傳教，而圣卡隆巴（St Columba）正從愛爾蘭前往愛奧那島（Iona Island），并于563年左右在那里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吉爾達斯不僅記述了撒克遜人對古不列顛人所造成的痛苦，還記述了古不列顛人的抵抗之舉。6世紀40年代，他用筆記錄了和平時期自己在塞文谷（Severn valley）生活的經(jīng)歷，當時撒克遜人的侵略活動在英國西部陷入停頓狀態(tài)。他將此歸功于一位不列顛領袖，這位領袖于5、6世紀之交時在一個叫巴頓山（Mount Badon）的地方大敗撒克遜人，此地可能位于薩默塞特郡（Somerset）南凱德伯里（SouthCadbury）堡壘附近。吉爾達斯只提到一位指揮官的名字，那便是安普羅修斯?安布羅修斯（Ambrosius Aureliannus），他生于5世紀末，是羅馬人與不列顛人的混血兒，他“在戰(zhàn)場上有贏有輸”。他的綽號可能是“大熊”，因為他身上所披戰(zhàn)袍是用熊皮制作的。熊在凱爾特語中有“長胡子的男子”（artos）之意。

作為異教徒的撒克遜人最初驅趕了由羅馬傳到英國的基督教。圖中是一幅12世紀的手稿，描繪的是撒克遜人的神—沃登，周圍都是他的后裔。

在黑暗中的這一抹閃光是最接近“亞瑟王”（Arthur）傳說的一段歷史?；谶@段歷史，衍生出了一個恢宏的傳說。正是從吉爾達斯的筆下，才衍生出后來有“9世紀宣傳員”之稱的歷史學家內尼厄斯（Nennius）和有“20世紀幻想家”之稱的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of Monmouth）所描繪的亞瑟王，而亞瑟王是大部分北歐騎士文化意象內容的源頭。托馬斯?馬洛禮（Thomas Malory）也據(jù)此在15世紀寫出了《亞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這本暢銷書。馬洛禮之后，又有19世紀的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Tennyson）、拉斐爾前派、好萊塢和“圣杯”（Holy Grail），這些創(chuàng)作者根據(jù)猜想創(chuàng)造出一個存在于撒克遜人到來之前的神秘王國卡米洛特（Camelot）、一位叫梅林（Merlin）的術士，還有許多俠義之行、傷心往事和悲劇。不列顛人、撒克遜人、諾曼人和都鐸王朝人都聲稱亞瑟王是自己的祖先，那段純凈而恢宏的歷史仿佛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吸引力。

即便吉爾達斯筆下的這段和平時期確實存在過，這段時期也并沒有持續(xù)多久。6世紀末，撒克遜人已在塞文河畔定居，一名叫布諾（Beuno）的威爾士圣徒報告說“聽見河對岸傳來口音奇怪的人說話的聲音”。他擔心這些人有一天會“占領此地，將此地收歸囊中”。當撒克遜人最終占領匯入北海大峽谷的河流時，不列顛人正忙著占領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康沃爾、坎布里亞（Cumbria）以及蘇格蘭邊境的古北地區(qū)。凱爾特語此時被一分為二，分別是戈伊德爾語（包括愛爾蘭語、蘇格蘭蓋爾語和馬恩島語）和布立吞語（包括坎伯蘭語、威爾士語和康沃爾語）。此時或更早，出現(xiàn)了從康沃爾出發(fā)，跨越英吉利海峽，向法國阿莫里凱（Armorica）遷移的行為。因此，先前由羅馬統(tǒng)治的不列顛人變成了法國布列塔尼人（Brittany），他們的語言稱為布列塔尼語，這種語言和當代威爾士語同宗同源。

7世紀末，撒克遜人在早期國王的統(tǒng)治下不斷匯聚壯大。第一位便是英武不凡的肯特國王艾塞爾伯特（Ethelbert），他的統(tǒng)治時間從580年開始，直到他616年去世。艾塞爾伯特國王是一名異教徒，他迎娶了法王克洛維斯國王（King Clovis）的孫女貝莎（Bertha）公主，從而鞏固了和海峽對岸的法蘭克人的聯(lián)盟，不過這樁婚事的附加條件是法國公主婚后保留基督教信仰。貝莎公主帶來了自己的牧師，據(jù)說他們在坎特伯雷圣馬丁古老的羅馬教堂中舉行了禮拜活動?；蛟S正因為此，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540—604）后來才派圣?奧古斯丁率傳教團前來肯特。

英國人對撒克遜人的擴張進行了斷斷續(xù)續(xù)的抵抗。位于薩摩賽特的南凱德伯里被認為是一處古老的英國堡壘，傳說跟亞瑟王有關。

與此同時，在北方，諾森布里亞（Northumbria）在一位偉大勇士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這位勇士便是伯尼西亞（Bernicia，593—616）國王艾塞弗里斯（Ethelfrith），他后來在撒克遜人定居地修筑防御工事對抗不列顛人的反抗活動。位于不列顛北方的葛德丁部落可能以愛丁堡山地地區(qū)為根據(jù)地，該部落的活動被一名叫阿紐林（Aneurin）的吟游詩人寫進了《葛德丁》（TheGododdin）一書，這是不列顛文學（與英格蘭文學相對應）的首部偉大作品。據(jù)作者記載，一支由300名戰(zhàn)士組成的軍隊在首領米尼道格（Mynyddog）的帶領下向南行進，時間大約是600年，他們在約克郡卡特瑞克（Catterick）附近遭遇了艾塞弗里斯。阿紐林描寫了其中一名不列顛士兵：

也許幾年之后便是一條男子漢，

朝氣蓬勃，勇猛過人……

還未娶妻，

已赴沙場

還未入土，

已成烏鴉盤中餐。

葛德丁部落幾乎全軍覆沒，只有阿紐林幸免于難，逃出來給我們講述了這個故事。他的這首詩歌見于中世紀威爾士語手抄本，不過學者們認為原稿是用不列顛北方部落所用的坎布里亞語寫成的，這種語言和威爾士語很相似（這么說來，現(xiàn)今愛丁堡機場用蓋爾語寫成的指示牌應該用威爾士語寫才對）。

對不列顛人而言，更大的災禍接踵而來。達爾里亞達（Dalriada）是一個橫跨愛爾蘭海的王國，橫亙于阿蓋爾（Argyll）和安特里姆（Antrim）之間。603年，達爾里亞達王國派出一支由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組成的軍隊，與前面提到的艾塞弗里斯國王打響了德格沙斯坦（Degsastan）之役，有人認為戰(zhàn)場就在羅克斯堡（Roxburgh）附近。諾森布里亞王國又一次打了勝仗。國王艾塞弗里斯隨后揮軍南下，沿著西海岸去尋釁威爾士人。615年，艾塞弗里斯在古羅馬小城切斯特（Chester）附近與1200名威爾士基督教僧侶打了一場遭遇戰(zhàn)，因僧侶們“祈禱抗命”而將他們屠殺殆盡。之后，國王艾塞弗里斯領軍繼續(xù)前進，又打敗了威爾士大軍，將疆域擴展到迪河沿岸。一個世紀后，身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比德認為，艾塞弗里斯國王是諾森布里亞王國的真正創(chuàng)始人，認為他“比以往任何一位英格蘭偉人都更加沉重地打擊了不列顛人，到了能與以色列首位國王掃羅相媲美的地步，只不過有一點，他對真正的宗教一無所知”。

撒克遜人統(tǒng)治的英格蘭疆域開始初步形成，南至哈德良長城，東至塞文河和德文郡邊境。一些古不列顛人可能幸存下來，生活在潘寧高地（Pennine uplands）以及約克郡（于627年被占領）西部的艾爾麥特（Elmet）等地。不過周圍的英格

蘭絕對稱不上是一個國家，因為沒有官方機構、國王或教會接替先前羅馬人的治理。撒克遜軍隊首領統(tǒng)治著人民，而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凱爾特人認為這些軍事首領是四處燒殺搶掠、沒文化的異教徒。撒克遜人來自低地地區(qū)，而不是高地地區(qū)，他們慣于征戰(zhàn)及在北歐遼闊的平原地區(qū)耕作。他們會砍樹，會用犁頭在沖積平原土壤上深耕細作，然而一到海拔較高的地區(qū)，他們就無計可施了。高地地區(qū)的土地比較貧瘠，不列顛人也沒那么好對付。在向東行進的過程中，撒克遜人征服的熱情似乎漸漸消散。

撒克遜人來自于農(nóng)耕文化，喜愛英國東部肥沃的沖擊土壤。圖中是11世紀描繪8月收獲場景的日歷。

撒克遜人一向忠于家庭、鄉(xiāng)土和宗族，這份忠誠體現(xiàn)在一句盎格魯—撒克遜短語“親戚朋友”（kith and kin）中，該短語從“有教養(yǎng)的（因而相對就有‘沒教養(yǎng)的’）和熟悉的”（couth and known）這句話衍生而來。他們生活的中心不是某位遙遠的國王或某個朝廷，而是坐落在每片居住地中央地帶的公所，眾多自由農(nóng)民（最低階層的自由民）在該公所發(fā)誓效忠于他們的領主。這些農(nóng)民的長老或郡主以及鄉(xiāng)紳擁有軍隊，負責保衛(wèi)鄉(xiāng)民的生命安全和土地，并由此受鄉(xiāng)民愛戴。撒克遜人所發(fā)的誓言將他們與同一血緣的親屬和一起耕作的其他鄉(xiāng)民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契約式的“權力準許”做法與古代的不列顛部落文化和諾曼人的公爵權威截然不同，后世的法律制定者認為這是“自古以來的慣例”。這種做法后來發(fā)展成為派公民代表參加國王召開的“賢人會議”（Witengemot），這是議會最原始的前身。在維多利亞時期的浪漫主義者看來，這一切皆是撒克遜人對希臘人口中“民主”的遙遠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