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學習:理論問題的語境：進入理論的通道

摘 要 ：當代批評理論的發(fā)展之路始于新批評決定提高門檻，要求一種更大的闡釋回報，這條路繼而由翻新了的原型批評（其主要創(chuàng)始人是加拿大的諾思洛普·弗萊）和人類學延續(xù)下去。?？略谀承┓矫婵梢哉f是回歸了人類學永恒的天真，不過當那樣做行不通的時候，他又試著將認識論置于形而上學之上。朱迪斯·巴特勒和霍米·巴巴沿著這個方向走了下去。他們走入的僵局導致了對于外在框架的探求（羅蒂和利奧塔的哲學之路），然而，這最終提示我們有必要審視我們如何走到今天這一過程。*

關鍵詞：理論；回報；時間；發(fā)展；僵局

首先，我想先談談自己跟理論的關系。這就要回到很多年前，實際上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當然那個時候的我不太可能想到這就是理論，不過，其他人也沒有這樣想。不管怎樣，我記得那是在1972年3月或是4月的某個時間，我正處于一種無聊和抑郁的情緒中，這似乎是美國所有高中準畢業(yè)生們都會感染的一種特殊情緒。就在那時，我收到了一封朋友的來信。這個朋友曾是我中學三年級的法語老師，她后來決定回到學校繼續(xù)深造，并考上了位于歐洛諾的緬因大學法語研究生。在信里（那時還沒有電子郵件等等我們如今使用的各種通信手段），她提到正在一個研究生研討課上做“一些神秘的智性話題”研究，她覺得我可能會感興趣。于是幾天后，我就一路開車來到60英里開外的歐洛諾，旁聽關于盧梭的一節(jié)夜間課。不過，那節(jié)課只有一部分是關于盧梭的，它花了同樣的或許更多的力氣在討論一位當代法國哲學教授，那時只有幾所東海岸大學里的少數(shù)人知道這個名字：雅克·德里達。后來我發(fā)現(xiàn)講授這門課的教授是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德里達曾在那里訪學）獲得的博士學位，最近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這是少數(shù)幾所對德里達感興趣的學校之一）評上了教授。因此，他的那節(jié)課等于是非常接近德里達思想的本源了。那節(jié)課聽得我目瞪口呆：我記得自己對于文字先于言語的說法感到十分迷惑（假如文字只是用來表征我們言說的聲音，那它怎么可能先于言語？），我也搞不懂為什么能指并不指向它們應該表意的內容，而指向其他能指。有意思的是，這位教授實際上在用德里達（主要是《論文字學》，但當時還沒有英譯本）對盧梭進行細讀闡釋。不管怎樣，我從這位教授那里學到了我所能學的，除了德里達，他還提到了很多其他人，如列維-斯特勞斯、?？隆⒗?，等等。

因為有了這次學習的經(jīng)歷，我后來去普林斯頓上大學時才覺得自己對于一些最為先進和前沿的批評趨勢算是有所了解，而當時這些趨勢正在引發(fā)人文學科的震動。在當時，很多法國思想家（特別是德里達）的大量作品還沒有英譯本。這就意味著對這方面的了解大多限于外語專業(yè)或是比較文學專業(yè)的學者圈。我在跟一些這樣的學者們熟悉之后，發(fā)現(xiàn)他們傾向于將這些來自法國的思想吸收、同化到自己所熟悉的內容里，包括俄國形式主義和其他此前流行的歐陸思想流派。這就意味著我們如今視為后結構主義（特別是德里達和?？拢┑乃枷?，是被稱作結構主義的視角闡釋后的結果。而這就是當時那些學者所做的主要事情。人們對于這股法國新思潮會為文學本文的細讀帶來怎樣的新意很感興趣，而細讀正是俄國形式主義的特長。因此很多各種各樣的細讀，比如列維-斯特勞斯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對波德萊爾的《貓》（Les Chats）一詩的細讀被拿來重新審視。我記得見過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和熱內特（Gérard Genette）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做講座。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德里達和福柯等人很多真正激進的思想被淹沒在一種更為傳統(tǒng)的結構主義框架里。而有些新作品就可能被視為“并沒有那么新穎”。因此當托多羅夫嘗試復興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漢堡劇評》（Hamburg Dramaturgy）時，他的努力被看作與美國新批評沒有實質性的區(qū)別?？傮w而言，一切進展得很慢。1972年的人們還沒有準備好迎接來自后結構主義的那些即將開始的大膽突襲。

不過，當時并非只有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知道，20世紀70年代是個社會動蕩與變革的時代，由此激發(fā)了很多新的思考方式。其中一個方面的結果是美國哲學領域出現(xiàn)了很多新的作品，探討語言哲學、精神哲學、模態(tài)邏輯（modal logic）和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等主題。此前很多年，這些主題大都屬于傳統(tǒng)英國學界的領地。而當美國哲學家們開始研究它們時，他們對其中很大一部分做出了重大的革新。我在上他們開設的研討課時，常常會注意到，比起英國前輩，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喜歡那些更為大膽的形而上學概念和形式。因此克里普克（Saul Kripke）對康德的“第一批判”（即《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問題感興趣，并最終試圖復興一種偽裝成新理論的亞里士多德式本質主義。同樣地，劉易斯（David Lewis）熱衷于“可能世界語義學”（possible-worlds semantics），而這可以追溯到萊布尼茲（G. W. Leibniz），它意味著對傳統(tǒng)的本體論進行徹底的改造，因為這涉及所有假設的可能世界里所有物體的本體論狀態(tài)。那的確是一個讓人興奮的實驗時代，這其中最大膽的實驗概念之一就是模態(tài)邏輯，即試圖建立一種以哲學必要性為基礎的形式邏輯。那時人們總體上對于形式主義充滿期待，具體而言，期待能夠在純粹形式證明序列的基礎上獲得關于必要性的深刻結論（當時正是計算機早期發(fā)展的時期）。當時的期望是，我們從這些形式證明序列中得到的東西可以揭示因果必要性的某些深層運作原理，而那是我們從純粹的哲學推理所難以達成的。

當然，這些也引發(fā)了懷疑，懷疑這是錯誤推理或者沒有價值的過度行為的批評。我記得那時曾跟一位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研究生聊天，他說：“你知道嗎，數(shù)學系有很多人認為模態(tài)哲學就是垃圾數(shù)學?！边@句話當時讓我一驚，從那以后顯然也一直記在了心里。實際上那段時間我正在花費大量時間細讀模態(tài)哲學的教材，竭力去理解和吸收這種新式的形式推理。不過我仍舊感覺必須要嚴肅對待那樣的負面批評。畢竟普林斯頓的數(shù)學系在當時被認為是全國最好的數(shù)學系。也就是說，當時在純粹形式方面最有智慧的頭腦，在看過這些模態(tài)哲學的證明后說它們與幾何或解析中的證明根本不一樣。那句話讓我吃驚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它似乎暗示，雖然我們的形式證明序列可能每一步都是從前一步嚴密推理而來，但是最終結果卻不一定有意義。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假如說這種負面評價適用于模態(tài)邏輯，那么它也可以令人信服地應用于任何數(shù)量的其他思考或推理形式與概念。

當時讓我感覺到某些變化正在發(fā)生的另一個原因是1975年春季學期我旁聽了羅蒂的一門關于精神哲學的課。那時羅蒂為人們所知，主要是因為他在幾篇文章里針對當時美國認識論領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敏銳的問題，而這很大一部分都源自塞拉斯（Wilfred Sellars）的一篇著名長文《經(jīng)驗主義與精神哲學》（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羅蒂和很多其他人都特別推崇這篇文章。不過，記得有一天乘公交去紐約時，我跟坐在旁邊的一位哲學系年輕老師聊到塞拉斯的那篇文章，他直接對我坦白說，他覺得那篇文章沒有什么意義，而且很奇怪羅蒂怎么能從中看出那么多東西。我深有同感。不管怎樣，羅蒂那時正在逐漸遠離圍繞塞拉斯建立的正統(tǒng)，而朝著相當激進的方向思考，這種思考后來在《哲學與自然之鏡》（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中最終成形。不過在當時，這本書的內容剛剛以幾個油印章節(jié)的形式存在，羅蒂每周會給研討課的學生分發(fā)下一周要講的部分。實際上，這些章節(jié)潛藏著一個更大的基本前提，即任何一個陳述（以及更為寬泛的知識）的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評估這一陳述的視角。但是他的這些觀點似乎并沒有被聽眾們接受，學生們更感興趣的是認知的確定性或可證實性。有一天羅蒂正好講到塞拉斯《經(jīng)驗主義與精神哲學》個別段落的晦澀。一個學生突然反駁說：“噢，我知道塞拉斯是在干什么。”羅蒂看了看他，回答道：“我有些朋友也認為他們知道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主要幾卷里在做什么?！辈贿^，那段時間他在為后來關于相對真理價值的論述和框架慢慢地做著準備。

我去弗吉尼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沒有修太多理論。不過這期間發(fā)生了一件很特別的事。德里達到我們學校做了個講座。他來這里部分是因為他與法語系資深學者沙特克（Roger Shattuck）的友誼。作為對沙特克的友好表示，德里達在講座開始討論了《獨立宣言》中的表意過程，因為《獨立宣言》的主要作者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晚年創(chuàng)立了弗吉尼亞大學。有意思的是，德里達演講的這個部分完全是用英語表達的，他有點兒費力，但總體流暢，而且沒有使用《獨立宣言》以外的任何文本。但是接下來演講的法語部分，他是拿著一份寫出來的完整講稿在讀。這讓我很驚訝，因為我所知道的那些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學者們大都是脫稿演講。尤其是克里普克，他做講座時從來不看任何講稿或筆記。很快聽眾們就發(fā)現(xiàn)，德里達的這次講座不論思想內容還是語言風格，都是一篇精心構造的文章。復雜而不易理解，弗吉尼亞大學的很多著名理論學者很快開始搖頭，相互確認彼此的迷惘。然而，在問答環(huán)節(jié)，德里達自己在一段錯綜復雜的演講過后犯了一個非常基礎的哲學錯誤：他試圖宣稱尼采應該為大屠殺的一切恐怖負道德責任，即使尼采并沒有造成這樣后果的意圖，只因為納粹想辦法利用了他的理論。考慮到他前面講座本身復雜的推理過程，這個宣稱的天真和簡化，看上去相當顯眼。這更讓我覺得他的講座本身推理就很可能是有問題的。他的推理無疑很費解，而當一個人可以犯這樣基礎性的哲學錯誤時，很難相信他的另外那些推演步驟能夠經(jīng)得起仔細推敲。

1984年，我到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qū)任教，發(fā)現(xiàn)自己再次專注于理論研究。我到那之后的幾天參加了第一次講座活動，主講人的主題是海德格爾。現(xiàn)在回憶當時的全部細節(jié)已經(jīng)很難了。但是當時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整個講座缺少對海德格爾哲學語境的討論：完全沒有涉及胡塞爾，也沒有講到一般意義上的現(xiàn)象學，連海德格爾自己會不斷提及的前蘇格拉底派、黑格爾和尼采這些偉大的先輩們都沒有涉及。就仿佛海德格爾獨自漂浮著，發(fā)著光，唯一的聯(lián)系就是由理論揀選出來引人注目的其他幾位思想家，卻遠離了其思想脫胎的哲學母體。我后來發(fā)現(xiàn)這就是理論利用大多數(shù)思想家的典型方式。

接下來我想說說我在伊利諾伊大學執(zhí)教期間下過功夫的一項工程，乍看之下它可能跟理論沒什么關系，但是現(xiàn)在回想起來它深刻影響了我在理論問題上的總體看法。我在數(shù)學教授雷茲尼克（Bruce Reznick）的幫助下——我希望總有一天能回報他多年的好心——開始學習高等代數(shù)。處理純粹抽象的對象——比如群論（group theory）的元素——至少有一個方面與跟理論打交道非常不同。我們會對純粹的形式關系更加敏感，也會意識到是否可能用不同的方法處理這些元素。首先，我們會意識到不同種類的思考步驟。在數(shù)學里，有一些思考步驟看上去會反復出現(xiàn)。我們會學著尊重這些步驟，因為它們會產(chǎn)生非常有效的結果。我們也會意識到有些事情是行不通的。比起很多其他領域，數(shù)學也許是很多思想大廈的墓地。有能力的人很容易建構，但是要證明這些建構具有真正的意義卻是困難得多。我從這次的學習當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其中有一個方面與我對理論的研究尤其相關。我使用的教材——《代數(shù)中的論題》（Topics in Algebra），赫斯坦（I. N. Herstein）著——是我和我的數(shù)學老師成年時的經(jīng)典數(shù)學教材，而且和很多20世紀60年代的事物一樣，這部教材也是實驗性的。其中一個證明練習是這樣的：“請用你目前所知的知識證明這一結果。”后面還有一個星號指向作者的腳注：“在本教材的所有題目里，關于本題我收到的來信最多?！币馑际牵瑳]有人——包括赫斯坦本人在內——能解答這個題目。這讓我意識到，不是每個形式系統(tǒng)都一定能夠得到結果，假如一個既定的形式系統(tǒng)沒有表征關鍵概念的方法，那么不論我們使用怎樣的思維步驟，都不可能達成我們的目標。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我突然覺得這一點也可以令人信服地適用于不同形式的理論，亦即，假如一種特殊形式的理論不能表征其必要的概念以達到目標，那么整個理論都會受到重壓，在它的框架內思考也會變得異常困難。

2000至2001那個學年，我開始教授本科生的理論課。實際上，我在伊利諾伊大學任教初期就曾想嘗試開設一門文學理論史的課程，計劃講到1900年前后。那門課最終因為選修的學生太少而被取消，這或許并不令人意外。那時理論課都是選修而非必修，而且一般來上課的都是“幾個興致勃勃的學生”，而不是很多不情愿的人。但是等我想著再次開設本科理論課的時候，情形已經(jīng)大不一樣了：理論已經(jīng)從選修課變成了必修課，也就是說每個學期我們系都會提供多個時段的理論介紹課程。雖然理論課變成了必修，選課人數(shù)有了保證，我不得不承認，因為很多原因，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選擇教授本科理論課。但是在一門研究生研討課試用了這本書中的材料以后，我感覺終于準備好可以為本科生講解一門更為寬泛的理論概觀課。但是我開始備課以后卻感到有些不安。在美國，大多數(shù)本科理論課程都會使用某種教材，而且往往也只會用這些教材。結果就是，學生們只會讀那些來自原著理論的選篇。因此不出意料的是，當他們真的看到理論原文時，就像新兵剛入伍第一次上戰(zhàn)場：嚇壞了。我很多學生就是這樣，被理論給嚇壞了。說實話，那情形有點喜劇性。一方面，系里老師（比如我的一位同事）一邊強迫學生選課，一邊廣而告之本課程的材料“不是給膽小之人準備的”。顯然教師當中開設此課的熱情很高。另一方面，學生們就像克爾凱郭爾的《恐懼與戰(zhàn)栗》（Fear and Trembling）里的以撒一樣，希望能找到出路。因此，這門原本應該是大二學生修的課，大多數(shù)學生卻都是大三甚至大四最后一學期才選。不管怎樣，盡管教師和本科生對這門課的材料有不同的態(tài)度，我任教期間似乎情形并沒有多少改變。這也很有啟發(fā)性。具體說來，這說明教師群體對理論這門學科投入很多，不論學生們是否有興趣。這就引發(fā)了下一個問題，即為什么大學教師會對理論有這樣大的投入和興趣。（待續(xù)）

翟亮，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qū)英語與比較文學系榮休教授，曾獲美國國家人文基金高級研究員榮譽（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發(fā)表英文專著：《美國文藝復興的浪漫主義基礎》（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7）、《唯美主義：后浪漫時期文學的藝術宗教》（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0）、《約納森·愛德華茲與啟蒙哲學的限度》（牛津大學，1998）、《浪漫主義理論》（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浪漫主義文學、批評理論、19世紀歐洲文學、美國文學和現(xiàn)代主義。

牟芳芳，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兼《外國文學》編輯。主要譯作有：《好奇的追尋》（阿特伍德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亞的歷史劇》（蒂利亞德著，華夏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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