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資本主義是由資本主義蛻變而生的,它代表了一種新的學說。如果說,德國人完成了資本主義理論,那法國人則催生了后資本主義文化。從歷史的演變來看,英國誕生了資本主義社會,德國人書寫了資本主義理論,美國人誕生了后資本主義社會,法國人則建構了后資本主義文化。
后資本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最大的不同點在其建構的基礎。資本主義建立在“理性的完整”架構之上,而后資本主義則建構在“理性的破碎”之上。換言之,早期建立在“原罪”與“救贖”真理的神學,于18世紀遭到“自由”、“平等”的革命摧殘后,權威不再。但這種以理性作為準則的革命論,至二次大戰(zhàn)后面對反理性的挑戰(zhàn)。它不具有革命的野心,也沒有宣道的使命,而是從“否定”的角度看待世界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問題。從否定神到否定人,從“上帝死亡”到“人死亡”來面對這個人所處的世界。在拋棄了上帝的本體,又否定了人的主體性之后,后資本主義的困境也就浮現(xiàn)出來,即后資本主義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
從思想層面來看,“文化再生產(chǎn)”是本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特色。
“文化再生產(chǎn)”代表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法國思想界對文化理論的描述。這種思想以“理性批判”為前提,指出了當代自我理解的全面危機。他們雖延續(xù)了法蘭克福學派所推行的理性批判,但卻反對法蘭克福學派理性批判的“同一性”,強調(diào)“差異萬歲”,要揭示理性的“暴力”。學校教育成為他們批判的焦點。法國學者布爾迪厄(Bourdieu)將教育體系視為一項分配與肯定社會特權的工具;由于教育標榜價值中立,使得不論支配團體與受壓迫團體都不會懷疑他們隱藏的功能,“將集體的遺產(chǎn),轉(zhuǎn)移至個人意識中”,形成“自由”與“中立”的大幻象(11)。這種“無主體”的思維打破了18世紀以來“主體”的架構,以“我說”代替“我思”的文化思維方式,對現(xiàn)代文化產(chǎn)生了重大的沖擊。特別是后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宰制與文化霸權。他們對學校教育體系進行批判,但卻忽略了非學校教育體系的影響。
欲望是后資本主義文化的庭院。在這里,非學校教育體系找到了他們活動的空間,耕耘者要求受教者拋棄過去的理性制約,把握自我的沖動本能。此由過去人對債務的觀念,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分辨。以前欠債是為了生活需要,但現(xiàn)在欠債是為了生活享受,以前賺錢是為了需要,現(xiàn)在賺錢是想要,這種要不是本能而是文化教育的結(jié)果,激化個人對“要”的欲望,誤以為是本能,進而全力以赴。筆者最近一個月來研讀《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文化論題發(fā)現(xiàn)了這種教育對社會及個人的影響。譬如手機文化,現(xiàn)代的手機功能已不再限于通話,而成為生活伴侶。日本最新生產(chǎn)的手機廣告中說,除了不能脫衣以外,手機可以陪伴終身,替你打發(fā)寂寞,為你翻譯,提供信息,還可以唱歌。還有大頭貼文化,這種自拍攝影,讓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發(fā)現(xiàn)自己,以前照相要靠別人,或者要有形象,如今自拍,不必在意別人,與以前有顯然不同。此外人與動物的相處也有了改變。以前只有人才可能成伴,喜歡的動物稱為寵物。但現(xiàn)在不同了,動物不再是寵物,而是玩伴,在許多地方,狗和貓可以進旅館和人一樣吃、睡。而對西方文化可能帶來最大的沖擊是對死亡的決定權。在基督文化的傳統(tǒng)中,生命是上天給賦的,任何人無權剝奪。但隨著科技的發(fā)達,維生系統(tǒng)的進步,死亡是否還是上帝的專利,對本世紀文化帶來重大挑戰(zhàn)。這種建構在“私欲”的后資本主義文化,對“上帝”與“人”的否定,究竟走向何方,是本文所愿提出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