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教學:晚清著名外交官曾紀澤對晚清英語教育所作的創(chuàng)新和實踐

曾紀澤出生于1839年。那時的曾國藩已是翰林院的翰林，書香門第的曾家對子女的教育相當重視，作為長子的曾紀澤，曾國藩更是寄予厚望，才剛4歲的曾紀澤就被父親送進私塾，拜湖南的文化名士馮樹棠為師，接受中華文化教育，認真研習詩文經(jīng)史。對曾紀澤的教育工作，曾國藩親力親為，在閑暇之時常常親自過問，曾紀澤所讀之書都親自審核，曾國藩認為“看、讀、寫、作，四者不可缺一”。他親自挑選了《史記》、《漢書》、《四書》、《五經(jīng)》等書籍，要求曾紀澤必須熟讀。曾國藩認為讀書不光要用心，還要專心，對兒女們說“：家中斷不可積錢……爾等努力讀書，不怕沒飯吃，至囑！”年輕時的曾紀澤到京城兩次應試都落了榜，但他不被打擊所壓倒，牢記父親所言“中或不中，無什關系”，而是繼續(xù)苦讀經(jīng)史，同時還學習地理、天文、音樂、數(shù)理、科技等知識，全面開花，終成多才博學之人。
　　對曾紀澤的思想品德教育，曾國藩更是細心，言必教誨，行定督導。曾國藩認為待事須“恒”，即：對待事情要有頭有尾、有始有終，這樣才能成大事、建偉業(yè)。至于做人，曾國藩要求曾紀澤須力戒“傲”、“奢”，須“習勞習苦，勤儉自持”，不能懶惰、奢華。這些教誨都鍛造了曾紀澤的品德，正是在父親的引導下，他力守“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之祖訓。
　　1872年2月4日，一代名臣曾國藩離開了人世，曾紀澤極度傷痛，他扶柩回到湖南鄉(xiāng)間，在埋葬父親的附近地方建起房子，為父親守孝，陪伴他的是友人送的一本英文版的《圣經(jīng)》，還有幾本英語學習的工具書，這些都是他學習英語知識的利器。曾國藩在世時，就曾要求曾紀澤學習英語知識。曾紀澤在京城的同文館研習洋務知識的時候，利用機會向在同文館工作的美國人丁韙良學習英文，打下了英語知識基礎。在為父守墓期間，曾紀澤苦學英語，潛心研究，獨創(chuàng)“西洋字調(diào)合并法”的學習英語方法，這種學習方法極為原始，就是英語單詞的本義和注音漢字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sitdown=西特當=坐、die=歹=死、cheat=欺特=騙、hot=火特=熱，等等。曾紀澤的方法雖然很“土”，但很實用和管用，他的英語進步神速，閱讀與寫作水平大增。此外，他還研習了《韋氏大字典》、瓦特的《圣詩選輯》、《英語韻編》、《英語自選集》、《英語話規(guī)》（文法）等，苦讀于心。
　　曾紀澤有記日記的習慣，他在三年守喪期間所記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他自學英語的甘苦“：余習西音，然湘中苦無師友，取英人字典獨研數(shù)年，自創(chuàng)習法，事倍功半，有所成……因年長健忘，自感難記，只是一知半解，斷難進矣。深愿友朋有志者，相與勉焉。”三年守喪期滿，曾紀澤開始能用英文寫信給馬格里等外籍友人，可見他的英語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1877年，曾紀澤奉旨入京，此時的他已經(jīng)能夠閱讀英文書籍，翻譯英文作品。在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知識方面，他得到著名的數(shù)學家李善蘭的引導，從西學算學入手，廣閱精華，醫(yī)學、理工、天文等各科知識都有所涉獵，所獲甚豐。
　　1878年8月，曾紀澤蒙召入宮覲見，他的修養(yǎng)、學識特別是英語知識，讓慈禧太后另眼相看，因其所長，他被任命為駐英國、法國公使，后又兼任使俄大臣。豐富的英語知識使曾紀澤在外交官崗位上能大量閱讀西方書籍，加深了他對西方先進思想文化的了解和認知，這些了解和認知影響了他辦理外交事務的理念。曾紀澤深研英文版的《國際法》，他歸納出《國際法》的基本出發(fā)點在于保護一國之主權，一國之主權是無論國之強弱和大小的。對《國際法》之了解，使曾紀澤增加了談判之信心和決心，給了他無窮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國際法》作為武器，與數(shù)國進行談判，維護了清朝的利益。在擔任駐英、法公使后，他與英國談判議定了洋藥稅厘并征之條約，經(jīng)大力爭取，最終為清政府爭回每年增加煙稅白銀二百多萬兩，豐盈了清朝政府國庫。在他先后八年的外交官生涯中，最讓人稱道的一件事是他與俄國艱難交涉中改簽了原條約，維護了我國領土不被侵占，成功收回新疆伊犁地區(qū)。
　　曾紀澤與俄國談判成功收回新疆伊犁地區(qū)的事件頗費周折。清政府曾派崇厚擔任清朝欽差大臣赴俄談判索回失地，重厚性弱才薄無能，面對沙俄的重壓和威脅，在清廷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與沙俄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時人稱之為《里瓦幾亞條約》，該條約的主要條款包括以下內(nèi)容：一是將新疆伊犁地區(qū)南境特克斯河兩岸地區(qū)的大片土地割讓給俄國政府；二是俄國商人不但在新疆和蒙古全境與漢人交易時免稅，而且準許俄國人通過西北地區(qū)到天津、漢口等地貿(mào)易，在松花江行船至吉林內(nèi)地的都伯納；三是償付費五百萬盧布。面對這樣一個有辱國格的不平等條約，清廷極為震怒，朝野上下一片嘩然，群情激昂“，街談巷議，無不以一戰(zhàn)為快”。清廷政府明確宣布拒絕承認該條約，并且對參加談判的重厚治重罪。為將不利影響降至最低，清廷政府任命曾紀澤為使俄大臣，與俄國談判修改重厚擅訂的《里瓦幾亞條約》。
　　與俄國談判歷時一年，曾紀澤日記記載談判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曾紀澤談判的思路清晰明了：“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商路，曰址界，曰償款……籌辦之法亦有三，曰守，曰戰(zhàn)，曰和。”他在談判桌上針鋒相對，用英語口語與沙俄談判代表格爾斯據(jù)理力爭，軟硬兼施，剛柔相濟，與俄國政府周旋和斗爭，維護了國家權益，終于迫使俄國政府修改條約，他代表清廷與俄國政府簽訂了《中俄改訂條約》，時人亦稱為《中俄伊犁條約》，與原條約相比，成功爭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兩岸長四百里、寬二百余里的廣大地區(qū)，同時對原約所給予俄國的貿(mào)易權力作了限制，減少了他們的優(yōu)惠措施，限制了他們的經(jīng)商活動范圍。雖新條約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地方，但與原條約相比仍是一個巨大進步，在當時處于半殖民地的腐弱的清朝來說，這是少有的外交上的勝利。連與他談判的沙俄對手格爾斯也對他表達尊重之意，對他的人品、才智、談判技巧也贊揚說“：曾不惟出眾于中國，亦罕見于歐洲，不可多得之使才也。”光緒十二年（1886），曾紀澤結束了外交官生涯，離開倫敦返國，按照清廷政府的安排他任兵部侍郎入總理衙門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幫辦海軍具體事務，擔當協(xié)助李鴻章創(chuàng)辦北洋水師的任務。離開英國之際，曾紀澤和英國友人馬格里合作，共同寫成《中國之睡與醒》（China-TheSleepandtheAwakening）一文，闡述對中國內(nèi)政外交和列強對華政策的觀點，充滿著中國人強烈之自豪、自強、自尊之氣息，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中國之睡與醒》英文版在《亞細亞季刊》上發(fā)表后，中國是“睡獅”的論斷世人皆知，成為后來中國人尋求自豪、自強、自尊的經(jīng)典比喻，在西方世界極具影響。隨后《中國之睡與醒》中文版改名為《中國先睡后醒論》，在香港的一個中文刊物上發(fā)表，引發(fā)了時人的大討論。曾紀澤還乘興創(chuàng)作了《普天樂》，《普天樂》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首國歌。本文首發(fā)于原創(chuàng)論文網(wǎng)www.xielwb.com/yyjy/87570.html轉載請注明。
　　當時的英、美等強國都是英語國家，國際交流與交易等都使用英語，曾紀澤深知學習英語的重要性，利用一切機會向清廷高層宣傳英語的重要性，極力推廣英語在朝野的普及。曾紀澤先后兩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他利用機會宣傳學習英語的重要性，影響了清廷決策者的看法。他在第二次的召見中，曾紀澤在與慈禧太后的對話中，極力強調(diào)英語的重要性，他向慈禧進言“：英國語為西方世界貨物交易之買賣話。各國外洋通商用之，故各國人爭學英國語。至于法國語言，系外交官商之相傳文話，各國間文札往來常用法文，如外交之間換約、修約等事，開列常用法文。”這些話，一定程度化解了清廷統(tǒng)治者對西學的抵觸和懷疑，晚清高層內(nèi)學英語之風開始盛行，許多大臣爭學英語，連皇帝也以學英語為榮。像光緒帝，為了下決心學好英語，他認宮中做英語翻譯工作的女官德齡為英語老師，由于光緒年輕好學，而且記憶力很好，所以英語學得很快，一年時間就能閱讀英文版普通教科書中的故事了。光緒學了三年英語，能讀會寫，就是不會說，與外國人交流還是需要翻譯。另一個皇帝就比他強多了，他就是清朝末代溥儀皇帝，他重金請牛津大學畢業(yè)的英國人莊士敦擔任他的英語老師，他的英語知識也學得相當快，最后他甚至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jīng)》，這樣的難事除了要求溥儀古文基礎好以外，英文水平更是要求出色才能勝任了。
　　光緒十六年，博得朝野的好評和西方外交界普遍尊重的曾紀澤因長期憂疾死在任上，年僅51歲。